疫情背景下,数字经济重要性加速凸显。谈及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10月29日发布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特别提到“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全会提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要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推进能源革命,加快数字化发展。

  近日,南都就数字经济的发展战略、监管等问题,专访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她认为,审视数字经济,需要立足于更长的经济周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来分析,以新基建为抓手,促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对于大数据时代的监管,事实上涉及到重塑数字经济时代伦理规范体系,需要更好地挖掘大数据对于社会生产效率与效能提升的积极作用。

  谈战略地位

  数字经济是特定历史阶段产物

  南都:您如何看待“十四五”期间我国数字经济的在经济发展战略乃至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

  陈端:五中全会公报中,把“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规划结合在一起对外发布,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十四五”规划的很多举措并非着眼于当下五年,本质上是更长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周期下,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性布局的阶段性任务。

  审视数字经济在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的作用功能,也需立足于这样一个分析视野和框架。经济学界有所谓经济长波的说法,每一个经济长波都是由标志性的基础创新所引发的。

  当前我们正处于以移动互联为代表的的第五个长波的衰退期和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协同创新为驱动的第六个长波的蓄势期。这一轮经济长波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就是集成式协同创新,新兴信息技术深度融入各产业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流程,以融合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和业态创新。

  南都: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技术创新。您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之间的互动关系?

  陈端: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未来不光是在所有产业层面,包括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经历一场深刻的数字化变革。以新基建安装与运行为抓手,促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是未来五年乃至十五年的时代主题。这一转型进程完毕后,也就无所谓传统经济或者数字经济了。

  就当前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新基建的作用而言,就是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以数智化链接打通国内大市场的断点和堵点,夯实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全产业链及高响应度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求是》杂志刊文指出,“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

  我们也看到,2020年直播电商风口袭来,依托线上线下基础设施的联动,涌现出一大批线下直播电商基地和电商产业带,带动产业要素规模化、区域化积聚,C2M(用户直连制造)模式持续深化,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要素的融合度不断提升。

  5G为引擎的新基建将拉动“场景经济”和“体验经济”的新发展,时间战场是未来商业竞争的主战场,而我们依托14亿人口规模在国民总时长上的优势是支撑我们应用端创新的一大优势,把这些应用端的创新优势扩散辐射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放大我们国内创新的国际市场盘子,也会是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谈平台监管

  防范“算法黑箱”侵蚀公共利益

  南都:电商、信息服务等新业态,往往较为依赖平台流量,有时会出现“赢者通吃”的现象。您如何看待平台经济的发展与治理问题?

  陈端:腾讯、阿里、滴滴等平台型企业快速崛起,依托线上线下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协同极大地扩张了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边界与供给密度,这种以商业化手段参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逐渐模糊了商业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边界。

  平台经济治理困境的矛盾根源,就在于企业承担社会公共服务责任的客观事实与作为商业主体追求经济回报的主观愿望,以及平台生态上多元主体利益诉求、资源能力和行动取向上的内在冲突。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强化规范和引导,通过有效的政策工具组合设计释放政策红利,引导平台价值与公共价值相互协同,以治理目标共融、主体共生、资源共享、机制共建为指向寻求最大公约数和最佳平衡点。

  南都:具体来讲,有哪些措施可以对平台经济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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