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日,为奖励员工抗击今年的疫情和涝情,顺丰总裁王卫自掏腰包近5亿元给每位员工发了888元红包。这不是王卫第一次这么做,2017年2月顺丰上市时,王卫掏出10亿元给员工发红包。

爱发红包的不止顺丰。除了今年因疫情影响,每年春节后开工第一天,腾讯总部办公大楼领红包的长长队伍已成为深圳一景。总裁马化腾也会大撒红包,去年据称在微信群里发了500万。

深圳企业爱发钱的消息经常刷屏网络。去年11月,华为给参与国产组件切换的2万名员工发放20亿元奖金,人均约10万元。OPPO去年年会准备了588万元现金奖励,会上高管们又拿出自己的奖金共计488万元抽奖,其中CEO出手88万元。此外深圳企业还爱发豪车。大疆创新曾将奔驰、特斯拉汽车作为年终奖奖励员工,柔宇科技也曾给3名年度杰出员工奖励奔驰汽车。

更让人咋舌的是深圳企业给出的高薪和股权激励计划。去年11月,腾讯再度推出了数目惊人的股份奖励计划,其价值约合324亿至648亿港元。腾讯曾分别于2007年、2013年提出同类激励计划,2013年的计划于去年执行,23271人共授予3418.22万股新股,约合120亿港元市值,人均逾50万元。前不久,华为高薪引入“天才少年”的新闻再度引爆全网,华为也向来注重以内部股权激励员工,至今已实施了4次大型的股权激励计划。

有人会说这是深圳企业财大气粗的表现。事实上华为的内部股权激励,早在1990年还没钱的时候就开始了,真正的原因可以追溯至1979年。

这一年,蛇口一个事关建设物资运送的码头工程进展缓慢,让袁庚非常着急。随后,码头工程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超过定额的每车奖励4分钱,工人积极性大涨。这4分钱很快引来非议并惊动了中南海。在当时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蛇口获准继续实行超产奖励办法。这一制度拉开了蛇口全面改革、特别是分配制度改革的序幕。

分配制度对企业影响有多深?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曾在一次演讲中比较了联想与华为的发展经历。他认为,联想从“技工贸”起家,但后来走向了“贸工技”,而华为恰好相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联想是管理员持股,没有体现科技人员的投入,使得创新能力下降;而华为让科技人员持股,最终获得越来越强大的创新能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说得更直白:“我只不过是用利益分享的方式粘合了众人的才智,才成就了华为的大事业。华为的成功就是‘分赃’分得好。”

可见,深圳企业不是因为有钱才爱发钱,而是因为爱发钱才变得有钱;是企业真正重视员工、愿意让员工共享发展红利的表现,更是深圳尊重市场规律、勇于改革探索分配制度的一贯表现。

(深圳商报首席评论员 胡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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